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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陆军派出7型装备参展，包括直-10武装直升机、直-20战术通用直升机、直-8高原型运输直升机等。中国海军携歼-15D、歼-15T、直-20J等飞机首次亮相航展。

故宫博物院高级工程师王南在当日的研讨会上说，“我是1999年第一次来到佛光寺，20多年间来佛光寺的次数一定比梁林二位先生还多，但无论来了多少次，其实都是在循着二位先生的指引前行。正是因为他们在87年前的那次山西之行，才让后世无数的古建爱好者去继续传承这份对古建的热爱，投身到保护古建的行列中。”

中华文学既有天然的多元特色，又有明确的一体意识。如各民族神话都有盘古、伏羲女娲、炎黄、尧舜禹的源流，都有“同源共祖”的叙事；无论《江格尔》《格萨尔》《玛纳斯》三大史诗，还是古老象形文字记载的东巴史诗、贝叶上的傣族史诗，以及流布于南方的创世史诗、迁徙史诗，都共同构建了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集体记忆。东汉云南白狼王曾以地方语言创制《白狼王歌》表达对中原王朝的认同；金朝完颜亮以《题临安山水》表达一统天下的抱负；畏吾儿元曲大家贯云石以写屈原来体现对儒家政治操守的追求；元代哈萨克诗人廼贤以写岳飞来赞美保家卫国的忠义。这说明，中华文化的精神早就超越了狭隘的族别差异。在各民族文人的心中，来自哪个族群并不重要，天下、忠信、仁义这些中华文化的共同价值观才最重要。而这共同价值观便是凝聚多元的“一体”。到了近现代，很多少数民族作家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不断表达坚定的“中国”认同。如抗战时期维吾尔族诗人黎·穆塔里甫用维吾尔文创作《中国》一诗，抒发中国“就是我的故乡”；哈萨克诗人唐加勒克用哈萨克文创作《誓言》，将“中华”视为自己的眼睛。新中国以来，蒙古族、维吾尔族、哈萨克族、藏族、彝族、壮族、白族、傣族等大批少数民族文学家都以本民族语言创作了大量以“祖国”为题的诗歌与小说，用饱含深情之笔，共同书写着休戚与共、荣辱与共、生死与共、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，共同强化着国土不能分、国家不可乱、民族不可散、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。

唐立梅发现，同样是博士毕业，许多团队的总结工作经常会安排给女博士。“比如做研究助理、秘书，包括工会的工作，让你去发东西，然后组织大家活动等等。这实际上是一件非常不公平的事！”